）2015年围绕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的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就宪法解释问题写了5万多字。

（八）制定并颁发国家的勋章、奖章，制定并授予国家的荣誉称号。其次，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人大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

1949—1954年期间不仅全国人大缺位（1954年9月才成立），地方各级人大也基本都处于缺位状态。但《共同纲领》主要是纲领性规范，全篇纲领性较强而法律性不足，如《共同纲领》的60个条文中，宪法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公民权利只在总纲中规定了3条，而宪法另一更重要的内容——政权组织形式也只有3条，在第二章政权机关的8条（第12-19条）中，并非都是政体条款，且内容过于简单（这是更重要的）。审议了《土地改革法》《婚姻法》《各界人民代表大会组织通则》《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最高人民检察院暂行组织条例》等重要法律法规草案。有的相当于后来的国务院组织法，如《政务院及其所属各机关组织通则》规定：各机关得设办公厅。按照这个思路往下走，我们就会进而怀疑当时没有一部宪法性文件能够独立成为宪法（哪怕是临时宪法或起临时宪法的作用），进而发现由多部宪法性文件共同构成宪法的可能。

而《政协组织法》关于政协全体会议职权的规定，则不仅包括其代行人大职权的内容，还包括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组织自身的权力，如《政协组织法》第7条规定的制定或修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选举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以及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后，就有关国家建设事业的根本大计或重要措施，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提出建议案等，这些是政协自身的权力，1954年后即便它不再代行人大职权，这些职权也继续存在。我们的思维决定了我们的选择，而我们的思维很多时候是出于习惯。合宪性审查必然与宪法是什么相关，而宪法是什么并不当然与合宪性审查相关。

如是，宪法对现实的政治活动和权力运行毫无拘束可言，与现代宪法精神背道而驰。从宪法条款的原始含义而言，宪法条款的核心内容只规定了抽象原则，而非具体的或陈旧的规则。在之前的讨论中，我们已然明确：作为合宪性审查依据的宪法，只能是成文宪法典本身。杜强强则分析了与法律的合宪性解释对应的宪法的合法律性解释，认为此种以宪就法，让宪法接受立法的冲击而产生新的含义，也是宪法发展的一个路径。

判断什么是惯例的标准好像主要是政治标准，并且，政治上可行的基本就是合宪的。然而，必须警惕此种更具经验性视角的理论所可能带来危险。

韦伯更将宪法定义为共同体中的事实上的权力分配类型，而通过命令来影响共同体行动的可能性，则决定着这种类型。换言之，政治现实与宪法规范的不一致，是一种常态。结语 把宪法渊源作为方法是一种参照系转换，是为了破除之前的讨论所预设的合宪性审查视角所可能导致的理论遮蔽。但是，随着德意志帝国的建立和法制的统一，实证主义的宪法观最终得到确立，那些前置于实证宪法的制度性、秩序性等事实层面的宪制议题逐渐淡化，宪法开始仅仅被作为一个法律问题对待。

把宪法渊源作为方法可以作为对合宪性审查/宪法适用前提下的规范性简化思维的反思。具体而言，就是成文宪法典本身。我们知道，将政治事实等外部因素排除在外，而仅以成文宪法为研究对象，通过价值中立和逻辑周延的方法来释明宪法规范的规范主义的宪法理论，其根本的出发点是希望通过宪法的坚硬规范性来实现对政治权力的有效约束。有必要建构与法学方法论联结的宪法渊源理论，或者说关注开放的宪法渊源的法学方法论。

从法伦理学探寻法律的道德约束力根据。宪法渊源与宪法发展、宪法实施 近年来被集中讨论的宪法发展和宪法实施问题，同样可以从宪法渊源的视角进行观察和反思。

宪法典之外的法律素材，不能独立作为合宪性审查的依据，而是必须依附于宪法典。将既定标准下的分析和批判对象作为新的坐标原点，一方面可以避免一些六经注我式的主动误取。

也就是，在中国这样的现代成文宪法国家，宪法渊源只能是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宪法典。而在博肯福德看来，正是法律实证主义严格分离规范与事实导致了这样的结果：宪法的规范性没有被加强，反而向政治事实投降了。宪法的效力渊源就是合宪性审查依据的法律效力的来源，而宪法的认知渊源则是指合宪性审查依据的内容的来源。就基本法而言，这意味着：规范的阅读必须有利于批判现实，而非揭露宪法是‘虚假的承诺。刘晗认为，对于一个拥有成文宪法，并且被确立为宪法权威依据的国家来说，似乎应该坚守成文宪法作为唯一宪法权威渊源的地位。宪法渊源与政治事实 最后，让我们来到开放的宪法渊源观念中最富争议的部分，也就是宪法理论如何对待政治事实的问题。

因此，宪法渊源的概念似乎天然是排斥政治事实的，而宪法学的学科建构也是从与政治、社会、历史因素的切割开始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即使宪法具有极强的规范力，政治权力的恣意被有效控制的国家，政治事实与宪法文本也不会完全一致。

宪法性法律宪法相关法概念所存在的标准不明、逻辑不清的问题，在之前的研究中已有释明。正是汲取了纳粹德国的惨痛教训，二战后的德国回归法律性宪法（rechtliche Verfassung）观念，明确了法规范性是宪法的第一属性，国家法学概念也被宪法学所取代而基本退出理论舞台。

将宪法渊源原理与宪法发展和宪法实施的理论对勘参详，亦有助于澄清一些基本概念与基础理论问题。同样基于经验观察，翟国强指出，不同于西方主要依赖宪法审查的宪法实施，中国的宪法实施存在政治化实施和法律化实施的双轨制。

雷磊将宪法渊源区分为效力渊源和认知渊源。把宪法渊源作为方法是一种视角转换：并非仅在合宪性审查/宪法适用的场景预设下展开讨论。换言之，我们当然可以去问：合宪性审查所依据的宪法应该是什么，但更根本的问题是宪法是什么。以政治事实为圭臬，屈服于权力并为之背书，固不足论。

也就是说，在规范性宪法之外使用经验性宪法的概念，意味着为现代汉语（注意，是现代，是汉语）中单纯简明的宪法，重新赋予整个人类观念史积淀下来的结构复杂的多重意涵。不难发现，封闭的宪法渊源观与开放的宪法渊源观并非绝然对立的，而是有着微妙的沟通机制。

不难看出，这里出现了一个悖论，一方面，宪法典中条文的内涵，往往有待宪法解释将外部因素纳入才能得以明确。（2）宪律（constitutional law），也就是以宪法文本、宪法判例、宪法精神和宪法教义构成的法律系统和理论体系，律师和法官所创造和运用的、以《宪法》文本为基础的律学体系。

例如，与美国和欧陆国家不同，英国宪法被认为并未经历过从经验性宪法到规范性宪法的革命性断裂。但实际上，宪法解释本来就意味着观察政治事实，并吸纳其符合宪法治理目标的成分以充实和发展宪法文本。

而在周叶中教授看来，宪法发展揭示了我国的实质主义宪法观，即更关注宪法的实质内容并兼顾宪法的规范性与发展的规律性。上述学者亢龙有悔式的反思，正是基于对开放的宪法渊源观、宪法发展理论、宪法全面实施理论所可能导致的风险的防范意识。这充分说明了经验性、描述性的宪法在规范力上的不足。实际上，把宪法渊源作为方法，以宪法渊源为坐标原点，还可将更多的素材看作或者称作宪法。

表现在法学领域上就是，宪法和国家的关系越来越以后者为主体，宪法常被以国家法称呼，宪法和普通法律的界限逐渐模糊，只剩下较难修改这一形式上的差异。在此意义上，政治事实并非绝然被排斥在开放的、法社会学意义上的宪法渊源之外。

一般来说，针对成文法的解释，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回避文义、体系、历史、目的解释等传统规则，但是宪法确实存在一些特殊性，从而有对一般的法律解释规则进行修订和超越的必要。部门法的学理于此就具有助成宪法解释的功用，亦可被纳入开放的宪法渊源的范围。

毕竟，把公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是现代宪法的核心要义。因此，对开放的宪法渊源进行进一步的分类就是必要的。